大家都说苏轼豁达、淡泊名利,但为什么他晚年还是想着回朝做官?
茄轼,号东坡居士,进士出身。是宋词"豪放派"开创者,与唐朝大诗人李白齐名。著名的词作至今流传。
古人,尤其是那些有远大报负的文人,常以"天下为己任","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"。即便遭遇坎坷,还报着思国忧民之心一一"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"。
苏轼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不仅才华横溢且性格豁达、淡泊名利,还是性情中人。人们喜欢苏轼不仅仅因为他的词,更与他的情操、率真直性有一定关系。
茄轼于嘉祐二年(1057年)进士及弟,这也是北宋"党争"最激烈的一个时期。神宗时苏轼任过杭州、湖州等多地知府,仕途很顺利。而元丰三年(1080年),朝中的"乌台诗案"他被卷了进去,从此他开始了近似"流放"生涯,任职的地方一直往南迁,直至到当时还荒凉的海南之地,官职一直往下贬,最后只是一个州的团练副使,还是戴罪之身。
豁达是遇到事情不计较。
淡泊名利,才会想着不计较得失荣辱而出来做事啊……
古代这些人做官不是为了耀武扬威,不是为了挣钱图名,大都是为了实践“平天下”的道德追求。
一个生性淡泊的人要出去做官,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做不到这样折腾的。
苏轼想着做官与他的豁达和淡泊名利不矛盾。
儒家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秉承着孔圣人积极进取精神的,那种积极进取精神是现代人没法理解的。
现代人强调“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”,这够积极了吧?孔圣人则说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现代人应该是小巫见大巫!
以苏轼为例,如果是皇帝本人误判了大臣,苏轼就会认为是皇帝受到了小人的蒙蔽。如果是权臣祸国殃民,苏轼就会认为是小人暂时上位,是暂时现象。总之,不可能与朝廷一刀两断,从此恩断义绝。
儒家知识分子,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 ,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。要建功立业,必须有调动和利用社会***的机会与权利,而那个时代,除了与朝廷合作,几乎都是别无选择,朝廷(多数年份儿)就此一家,别无分店。只能与朝廷合作!
苏轼思想复杂,已经是有点消极情绪了,连苏轼自己都说自己“人皆谓我狂,我其实狷。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。”现在“狂”字多有贬义 ,但在古汉语里,“狂”多含褒义。即便如此,苏轼仍然心系朝廷和百姓 ,希望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所以,他选择与朝廷合作 ,纯属正常。
理解一个人,就要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空间里去,知人论世,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。
豁达、淡泊名利与做官并非相互冲突的两码事。
世世代代的读书人都有着“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”的人生理念,追求的是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。
因而,希望做官,并非图的一己的荣华富贵,而是为了兼济天下,为了实现自我最高的人生价值。
这就是自古文人都有的共同志向,但是,几千年来的家天下时代,仁人志士要实现自己的宏大志向真就是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。
“停杯投箸”又如何?“拔剑四顾”又如何?此路不通,路总还得走下去吧,于是,只好“独善其身”吧。
“兼济天下”是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,“独善其身”不过是他们不得已的退路。
苏轼的旷达、淡泊名利并非拒绝仕途,那正是他们高洁的人格与杰出的智慧的体现。而他们的宏大志向与抱负,正是在做官以实现“兼济天下”。
因而,苏轼晚年还想回朝做官不过就是不甘心志向未尽罢了,这与他的豁达与淡泊名利并不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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